孙尚勇 赵国庆│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笺证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备受学界关注，但其创作时间，所涉李杜二人交往的有关事实，写作章法和内涵等基本问题尚有争议。本文拟综合宋以来注杜家和近年相关研究，广泛联系杜甫和李白的所有相关作品，尝试提出对上述问题的新的理解。此外，这首诗与中国诗学史上重要概念之一“诗史”直接相关，集中体现了杜甫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本文亦将就这些问题提出新的思考。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创作时间，异说颇多，其实宋人在编辑杜诗的过程中已经大体解决了。王洙编《杜工部集》将此诗编在卷十“近体诗一百二十二首”的最后一首，而该卷标目下双行小注曰“避贼至凤翔及收复京师在谏省出华州转至秦州作”，后来学者大多据以为此诗乾元二年（759）作于秦州。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将这首诗编在丙帙卷一“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为该卷第二十二题；此前一卷为乙帙卷十“乾元二年十二月自陇右赴剑南纪行所作”。《杜工部草堂诗笺》则将这首诗编入卷十九“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列该卷所收诗作第五题；此前的卷十八标目有二，先为“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纪行所作”，后为“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王洙编《杜工部集》区别古近二体，卷一至八为古体，卷九至十八为近体，各体之内又“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杜工部集》卷十一标目为“近体诗一百一十五首”，双行小注曰：“此下在成都作。”由是可知，王洙编次杜诗先后，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置于秦州至成都作品的过渡位置，赵次公和鲁訔则明确将此诗编入上元元年成都诗内。综合来看，《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当是杜甫抵达成都，草堂初步建成之后，听到李白因从璘而长流夜郎获释的确切消息之后所写，时在上元元年初秋。
仇兆鳌《杜诗凡例·杜诗分段》曰：“《诗经》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传》亦踵其例。杜诗古律长篇，每段分界处，自有天然起伏，其前后句数，必多寡匀称，详略相应。分类千家本，则逐句细断，文气不贯。编年千家本，则全篇浑列，眉目不清。兹集于长篇既分段落，而结尾则总括各段句数，以见制格之整严。仿《诗传》某章章几句例也。”据此可知，分段注解杜诗或始于仇兆鳌。可能囿于成见，仇兆鳌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析为“多寡匀称”的四段，并且明确交待：“此章四段，各十句。”杨伦批评仇氏章句说：“仇本分段处，最多割裂难通。”但就《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来看，仇氏的分段解说仍极具启发，颇有可资借鉴之处。兹依次迻录于下：
首叙太白诗才，能倾动于朝宁。上六，见推贺监也。下四，受知明皇也。
此叙白辞归后，两相交契之情。深殿句，起乞归。后尘句，起宿心。托幽栖而全宠辱，此乞归之故。对野逸而见天真，此宿心之投。梁园泗水，乃洛阳齐鲁间同游之胜事也。
此伤其高卧庐山而见污永王也。才若祢衡，屈同原宪，竟以伪命蒙谤，乃所遭之不幸。夜郎在南荒，故以五岭、三危比之。遭鵩，虑身危。泣麟，叹道穷矣。
此痛其抱枉莫伸，而流落浔江也。苏武、黄公，言心本无他。辞醴，谓不受伪官。上书，谓力辩己冤，惜当时无与昭雪者。今老病秋江，而恩波终隔，故欲上问于苍天耳。曰江滨，盖赦后还浔阳也，非指初时系狱浔阳。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亦将此诗分为四段，仅将仇注所分第二段的“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调整到第一段，其分段解说如下：
首叙白之诗才及其以诗承明皇优宠之事。
言白因小人谗毁，遂求放迁，遇甫同游梁、宋、齐、鲁，交契深厚。
深痛故人被罪长流夜郎之遭遇。
为白申枉，而愤朝廷无人代白辩冤也。
以上仇注、萧注分段相近。郭沫若则将此诗分为七段，各段诠解颇多臆想成分，但郭氏分段起讫似更合乎诗的内在脉络。以下据郭氏分段略加调整，逐段迻录《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原文，详加分析讨论。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以上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第一段。此段即前引仇注所云之“见推贺监也”，宜视作相对独立的意义单元。以李白为“谪仙人”，称李诗“惊风雨”“泣鬼神”者，皆为贺知章。“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二句，在前四句叙述事实之后加以概括评论，带入了作者杜甫，甚至多年之前当事人李白的人生感受。
此段说明，在杜甫看来，李白之所以能够受知于唐玄宗，贺知章是最为关键的人物。黄氏和蔡梦弼都是如此理解的。黄氏于“汩没一朝伸”句下注曰：“洙曰：按史言知章言白玄宗，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赐食，帝为调羹。召供奉翰林。”蔡梦弼亦曰：“知章言白于明皇，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赐食，帝为调羹。召供奉翰林。”李白天宝初待诏翰林的缘由，学界聚讼尤多，学者多赞同魏颢《李翰林集序》所说为持盈法师（玉真公主）推荐的说法。关于李白待诏翰林的不同说法，其史料依据分别是魏颢《李翰林集序》、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和李阳冰《草堂集序》，戴伟华敏锐指出，这些记载事实上都源出于李白的自述，只是时间先后不同。魏颢和李阳冰都谈到了贺知章与李白交往之事。
由李杜二人最初交往的时地和情谊相投的深切程度来看，李白自述长安遭际最早的对象极可能是“乞归优诏许”之后结识的杜甫。故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应当视作研究李白长安遭际最具真实价值的记录，在目前学界所掌握的相关史料中，这首诗至少具备时间上的优先性。就交往的密切程度和内心沟通的层次来看，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关系当然要远胜于李白与魏颢或李阳冰，杜甫的这首诗以及他所写与李白有关的其他作品，也都应当视作考察李白长安遭际最为重要的资料。
李白后来作有《对酒忆贺监二首》，序曰：“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没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其一曰：“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可谓一往情深，由此诗可见贺知章之于李白一生的重要意义。故杜甫寄李白诗而以贺知章起笔，无疑说明李杜二人相知之深厚。杜甫《饮中八仙歌》以贺知章为首，称“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又称“宗之萧洒美少年”；《遣兴五首》其四之“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可能皆得之于李白的描述。见于李阳冰、范传正和《新唐书》等记述的“八仙之游”或“酒中八仙”，钱谦益认为皆“因杜诗附会耳”。不同记述中的八仙成员，虽活动时间地点不能统一，但可以求得一致的是，他们或与贺知章交好，或与李白相契。杜甫《饮中八仙歌》的中心人物一个是贺知章，另一个便是李白。推测杜甫此诗所写素材，皆得之于李白。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与《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借用贺知章称扬李白之“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二句，同一机杼，都见出昂昂气度，亦深切说明了杜甫与李白交谊之超出寻常。
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以上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第二段。此段所述即前引仇注所说“受知明皇”的具体情形。“文彩”二句上承第一段之“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亦为“龙舟”四句描述事实之先的概括评论。李白《东武吟》曰：“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曰：“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曰：“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效古二首》其一曰：“人马本无意，飞驰自豪雄。……快意且为乐，列筵坐群公。” 李白在长安期间所作的这几首诗，可与上引杜诗的第二段相印证。
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将韩汯等五人与李白并列为“以艺能伎术见召者”，这五人中可考者陈兼有“王佐才”、蒋镇“以文学进”；敦煌写本P.2552和P.2567钞有李白的诗，“宫中三章”题下有“皇帝侍文李白”字样。李白《赠崔侍御》：“君乃輶轩佐，予叨翰墨林。”故可以确信，李白之待诏翰林，因缘在于文字，其身份也就是李白诗中自述的文学侍从。故前引戴伟华文提出的新说“李白以道教徒或道教徒兼文学的身份供奉翰林”，似难以成立。以李杜二人之好奇和仕进之心，相信他们必然会主动接受玄宗崇信道教的影响，进而去尝试接近和了解道教，并且在诗文中表达自己的虔诚信仰。但稍作思考便知，如果玄宗亟需道教徒为自己提供求仙的帮助，当时理当有更多更符合要求的宗教人士，这样的机会不大可能会落到道教体系外信徒李白等人的头上。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
以上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第三段。此段写李白辞归，在东都洛阳与杜甫相遇而相亲，二人畅谈豪饮，相互怜惜。“乞归”句，接上“文彩”句，转写二人如何“宿心亲”。此段，杜甫回避了李白为什么“乞归”的问题。蔡梦弼曰：“李白初蒙宠眷，今被谗辱，是故欲隐以全其身也。”上引仇注说：“托幽栖而全宠辱，此乞归之故。”是蔡、仇皆以“未负”二句为出自李白之语。《杜甫全集校注》曰：“先说乞归不负初志，复又以全节免辱一层为白宽解，犹言抽身及早，极婉曲，极该练，抵得千言万语，真白之知己也。”是以此二句杜甫所说。今按“幽栖”“宠辱”云云，既可能是二人相遇时李白对杜甫谈起的自慰之语，也可能是杜甫安慰李白之言，或者是杜甫后来冷静客观的评论，但无论实际情况如何，隐逸或全身都不是李白“乞归”的主要动因。在受知于玄宗而“白日来深殿”，得到“青云满后尘”之朝士追随之时，李白“乞归”而玄宗“优诏许”，其间必然有重大的变故。诗的第五段说“薏苡谤何频”，亦未明言李白“乞归”的真正原因，但一个“谤”字亦足以体现出杜甫的微言大义（说详后文）。杜甫可能了解李白乞归的前因后果，但出于政治考量他没有明白道出。李白《玉壶吟》曰：“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嚬，丑女效之徒累身。君子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又《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曰：“调笑当时人。”《书情赠蔡舍人雄》曰：“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娥眉积谗妒，鱼目嗤玙璠。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杜甫《饮中八仙歌》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由此二句以观李白的“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其中“揄扬”和“谑浪”当为互文见义。与《书情赠蔡舍人雄》中君主圣明和青蝇谗妒高下对比不同，李白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先曰“《折杨》《黄花》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隔四句又曰“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君王和小人在诗中形成了极具讽刺而又有趣的呼应。故李白“乞归”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他“飞扬跋扈”的行为方式招致了万乘和贤人的共同不满。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回忆待诏翰林的经历只有极简单的四句：“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由此诗“儿戏”和“五噫”之语可知，李白选择离开长安是因为他看透了专注于“谋食”的政治家们的无耻，他藐视他们。由此又可明确，杜甫“嗜酒见天真”一句事实上隐约道出李白不欲久居长安的深层缘由。如果说《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的“剧谈怜野逸”写的是李白对杜甫的怜惜，那么杜甫另一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的“怜君如兄弟”写的便是杜甫对李白的怜惜。无论才华还是个性上，李杜二人都臭味相投而能惺惺相惜。
此段之“宿心”，蔡梦弼以为指李杜有“夙契”。其说云：“甫与白有夙契，故遇之相亲厚也。白生于长安元年辛丑，甫生于开元元年癸丑，白长甫十二岁。按集，公与白交情夙契可见矣。集有诗云‘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又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是也。”蔡所引杜诗，所述皆后来杜与高李之间的交情。杨伦说：“此叙白辞归后两相交契之情。”前引仇注认为“对野逸而见天真，此宿心之投”，是仇氏以此段末二句“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来解释“见我宿心亲”。其实，李杜二人的“两相交契”并非通常所谓“夙契”，诗中“宿心”当别有所指。杜甫《赠李白》曰：“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此诗为杜甫于洛阳初见李白所写，“上段自叙，厌都市而羡山林”，“下段赠李，欲遂偕隐初志”。此后李杜携手梁宋齐鲁之行，寻隐求丹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云：“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又天宝四载所作《冬日有怀李白》云：“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另外，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所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曰：“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广德元年在阆州作《南池》曰：“平生江海兴，遭乱身局促。”广德二年在成都作《破船》：“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乾元二年所作《立秋后题》曰：“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综合来看，《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宿心”指的是李杜二人皆有隐居养生的宿愿，亦即其后紧接二句所说的“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亦即前引仇注所说的“偕隐初志”。以“宿心”指代归隐养生之心愿，是嵇康开启，谢灵运确立的意义传统。邝健行信从蔡梦弼的说法，以为“宿心即夙契，也就是往日的交谊”，并以此作为李杜曾于开元二十五六年相遇的证据。邝氏又举杜甫《与李十二年同寻范十隐居》为开元二十五六年李杜二人同游所写的作品，但他却忽略了此诗开头所说“李侯有佳句”，这与前引《赠李白》“李侯金闺彦”一样，所谓“李侯”必然是李白待诏翰林以后的称谓。
杜甫在《赠李白》诗中自称“野人”，可知《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此段末二句之“剧谈怜野逸”侧重写杜甫所感受到的李白对他的怜爱，“嗜酒见天真”则侧重写初次结识“金闺彦”之“李侯”时杜甫对李白的观察和认知。王仲镛指出：“唐人写作寄怀亲友诗的惯例，很少有只说别人不说自己的。”的确如此，唐人“寄”诗是以诗歌代替书信，必然会适当谈到自己的情况或自己的感受。故以“剧谈”二句为标志，杜甫在诗中开始切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这其中大多又是他和李白共有或相近相通的。
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以上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第四段。此段写二人因宿心相亲而携手同游梁宋齐鲁，虽有“醉舞”和“行歌”之快意，但他们的内心却并不舒展。杜甫后来在《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中说：“游梁竟惨凄。”可知李杜当年同游之时心情一度极为低沉和压抑。故在“醉舞”和“行歌”之后，杜甫突发议论，感慨自己与李白“才高”却“道屈”，有俊上之才却一贫如洗。前引杜甫《赠李白》曰：“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故知此段之“才高”“道屈”既是说李白的遭际，同时也吐露了杜甫自己的人生感受。末二句的“处士”指李白，“原宪”自喻，亦互文见义。“才高”以下四句，在杜甫回忆二人畅游之作中屡有提及，二人都自视才华卓绝，都“志于道”而“屈”，而“无邻”，亦难免乏于财而“贫”。由此来看，出于李阳冰，成于《新唐书》的所谓李白“赐金放还”的说法当属子虚乌有，李白最多不过是得了一点点行装之资。
此段六句回忆李杜二人壮年的一段共游及心境，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很难具体一一指实。“行歌泗水春”一句，如上引仇注，历来注家大都以为实写李杜齐鲁之游，但这一理解可能有误。黄氏补注曰：“洙曰：孔子行歌于泗水之上。泗水，今泗滨是也。”仇注曰：“《家语》：孔子行歌于泗水之上。”然今本《孔子家语》不见类此说法，以上两家或系伪注，或出于误记。但两家均有意揭出李杜与孔子的关联，这个问题值得留意。考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曰：“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两首诗证明李杜二人同游东鲁在秋季，而不是《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所说在春天。《论语·先进》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杜诗“行歌泗水春”，应化用了《论语》的这则典故，隐约表达李杜二人带着实践孔门理想生活图景的美好期望畅游鲁地。
前引邝健行文以为，杜甫以“处士祢衡俊”比拟“乞归优诏许”的李白不太合适，进而认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自“乞归优诏许”至“薏苡谤何频”十四句所写，事在天宝三载以前。本文认为这一看法对杜诗用典理解不到位。关于李白待诏翰林斥退之因，李阳冰《草堂集序》称“丑正同列，害能成谤”，魏颢《李翰林集序》称“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年五十余尚无禄位”，刘全白《唐故翰林李君碑记》云“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死掇后患，惜而逐之”，《新唐书·李白传》以为高力士、杨贵妃沮斥。若将这些不同说法综合起来考虑，李白斥退之因就很明白了，即上文援引李白《玉壶吟》所论李白待诏期间的“飞扬跋扈”。由于这种“天真”，李白开罪了上至玄宗，下至同僚，朝廷自上至下，几乎所有的人。在这方面，李白同祢衡真可谓“拂衣可同调”。李白虽待诏前后三年，但始终未能谋得一官半职，故魏颢说他“年五十余尚无禄位”，杜诗“处士”一词显然与魏颢的意思相近。
原宪是杜甫喜用的典故。他如《奉赠韦左丞丈》“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弟子贫原宪”等。原宪典故的不断出现，证明杜甫对自己所秉赋的“才”与所执守的“道”始终抱着强烈的自信。与“行歌泗水春”一句所传达的相近，这当然也透露了杜甫的孔圣情结。
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
以上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第五段。此段着重写李杜二人在谋求“道”的路途上遭遇不断的毁谤而终遭弃逐的悲惨命运。过去学者习惯认定此段主要写李白，这一理解似过肤浅。此段所写由青壮至衰暮，时间跨度大，由追名逐利的上层到李杜这样怀抱理想的中下层读书人，社会层面涉及广，透露出诗史的大手笔。杜甫此前在秦州所作《天末怀李白》中的“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与“稻粱”二句意思相近。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古代可以蔡梦弼为代表，现代可以郭沫若为代表。蔡梦弼曰：“言禄未充其志，反遇谗谤，故伤之也。”郭沫若一则曰：“然而物质食粮还未得到满足，而贪污的诽谤喧腾众口。”再则曰：“李白的下山被杜甫说成为解决吃饭的问题，杜甫虽然有意开脱，在倔强自负的李白看来恐怕是不会满意的。”其实，“稻粱”用的是孔子的语典。《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杜诗中“稻粱”典故多用此义。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之“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用意即在于批评尸位谋食而不思道义的衮衮诸公。又杜甫《独酌成诗》曰：“儒术岂谋身。”《发秦州》曰：“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春日江村五首》其一：“艰难贱生理，飄泊到如今。”《秋兴八首》其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舡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出尘皆野鹤，历块匪辕驹。”可见他始终以“道”自许，与那些汲汲于“谋身”“谋食”者大不相同。《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此处批评那些“谋食”之人未有厌足之时，却极力中伤如李杜等“谋道”的君子，与前面的“道屈善无邻”暗相呼应。“稻粱”句反承上句“原宪贫”，而将李白壮岁的“乞归”和晚年流放夜郎两件事联系了起来。前次“乞归”之因是“谤”，此番流放之因又是“谤”。而杜甫在长安担任谏官期间，敢言直谏，毁谤他的人不在少数，他获罪贬华，终于弃官向西，自与朝中的谗言有关。故“稻粱”二句实兼李杜二人而言。
“谤”之一字，寓意极隐微。李白《惧谗》：“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众女妒蛾眉，双花竞春芳。魏姝信郑袖，掩袂对怀王。一惑巧言子，朱颜成死伤。行将泣团扇，戚戚愁人肠。”这首诗与前引李白《玉壶吟》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样，都将自己离朝的原因假托为谗言。因房琯事开罪肃宗之后，杜甫亦曾将自己离朝的原因归结为遭遇毁谤。乾元元年由京赴华州途中，杜甫作有《题郑县亭子》，其中有云：“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野蜂远趁人。”仇注：“雀欺蜂趁，喻众谤交侵。”次年在秦州，杜甫作《天河》云：“常时任显晦，秋至辄分明。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含星动双阙，伴月落边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仇注：“此直咏天河，而寓意在言外。篇中微云掩、风浪生，似为小人谗妒而发。”杜甫在诗中经常批评谗谤者，但他一般不会明确指出其人为谁，这可能体现了杜甫对“谤”这一常见现象的深刻思考。谗谤者一般没有能力对所谤的君子造成直接的伤害，他们只能通过权力掌握者才能发生作用。杜甫身为谏官，批评指摘皇帝的错误是他的职责，正常的政治生态下，他决不可能因此而获罪。但是，他偏偏因此获罪，这大概是杜甫没有预料到，也始终无法接受的事情。前文说到，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将君主和小人置于同一文本当中，有意构造了文字之间的强大张力，独具匠心。这种写法决定于李白的傲岸和率性。与李白不同，在这一问题上，清狂的杜甫可能有意造成了不同诗作之间的呼应和张力。大历五年冬，临终前不久，他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其中忆及当年事曰：“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狂走终奚适，微才谢所钦。”仇注：“牵裾、投阁，指救房琯事，此公奔走窜逐之由。”将此诗与上面提到的《题郑县亭子》和《天河》对读便知，其实杜甫内心很清楚，自己离朝的根本原因在于违背肃宗的意旨，而不是小人的谗谤。故杜诗对谗谤小人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权力对皇帝的批判。杜诗直斥皇帝的作品还有不少，如《宿昔》：“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历历》有曰：“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目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避讳”条称唐诗于当时事，没有太多避讳，而杜甫此类作品最为多见，末了洪迈不无羡慕地指出：“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对专制政治的直接反思和批判，宋以后诗人大多是回避的，而这正是杜甫诗史的精神所在。
“几年遭鵩鸟”用贾谊由太中大夫贬长沙王太傅事，此句当暗指杜甫本人贬华州之遭际；“独泣向麒麟”照应上段“行歌泗水春”，用鲁哀公西狩获麟孔子哀叹“吾道穷矣”之典。杨伦注此句曰：“用西狩获麟事，言将绝笔也。”然据下文“老吟秋月下”，知此句宜从赵次公、蔡梦弼和前引仇注，理解为杜甫“叹道穷矣”。那么，杨伦为什么没有采纳仇兆鳌等人的见解呢？推测杨伦可能联想到了李白的《古风·大雅久不作》，在他看来，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与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密切相关。郭沫若说：“那无疑是李白把自己的近作《古风》第一首抄寄给杜甫——所抄寄的当然不限于这一首，也不止限于诗。《古风》第一首的最末四句上面已经征引过，不妨再引一遍吧：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儿的‘绝笔于获麟’和杜甫的‘独泣向麒麟’有如桴鼓之相应，能够说是偶然合拍的吗？”郭沫若所论很有道理，因为不仅“独泣向麒麟”与“绝笔于获麟”相互呼应，李杜的这两首诗又同用真韵。李诗之“绝笔于获麟”可能主要指一个时间点，但李诗“希圣如有立”跟杜诗“独泣向麒麟”一道又一次透露了李杜二人共有的孔圣情结。
“五岭”四句主要叙述李白遭流放前后的事实，但也暗涵着深切的感情和李杜共同的自信。杜甫在这四句当中可能也写入了自己于天宝三四载跟李白相遇同游之后，“骑驴”长安，追随肃宗任谏官，最终离开长安这一长时段个人的真切感受和经历。此判断有三个理由：首先，杜甫踏着李白的脚步到长安谋求发展，这是杜甫写作回忆性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时自然而然会想到的。长安，是李杜二人在生活轨迹上的相合之地，或许初次相遇同游之时，杜甫也曾就此认真向李白求教讨论过。其次，“三危放逐臣”一句可能借用了李白诗的语词，亦当切入了杜甫本人的遭遇。黄氏补注曰：“白坐为永王璘府僚，长流夜郎。五岭、三危，与夜郎接境，故云。”仇注：“夜郎在南荒，故以五岭、三危比之。”又：“《山海经》：三危之山，广圆百里，在鸟鼠山西，与岷山相接。”以五岭比夜郎是合适的，但要说杜甫又以三危比夜郎，不太可能。三危“在鸟鼠山西，与岷山相接”，其地却偏偏与杜甫由秦州而成都所经地相合。其三，杜甫在长安，比李白品尝了更多的艰辛和酸楚，在居官为臣之后，他亦曾遭遇毁谤。乾元二年，杜甫在秦州写了《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在回忆收复长安和贾至、严武的勋绩之后说：“每觉升元辅，深期列大贤。……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仇注：“无停织，曲为罗织。有断弦，易遭毁伤。浦鸥，喻二公之受侮。霜鹘，比谗人之肆毒。”“称逝，当见几而作。卜终，言无意用世。”由此诗回观杜甫收复长安前后居官所作诗，可知斯时杜甫亦备受谗言中伤之苦。将“几年遭鵩鸟”理解为杜甫自己的这段经历，无疑更加合乎情理。
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
此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第六段。此段据事实发议论，旨在为李白因从璘获罪，终遭流放进行辩护。“苏武”二句以苏武和夏黄公作比，称李白“不受迫胁”，始终忠诚于唐朝廷。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曰：“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由此可知，杜诗“楚筵辞醴日”一句是以楚王戊置酒忘记为申生设醴作反比，说李白不为永王璘的礼遇所惑。李白《南奔书怀》曰：“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据此，李白在永王处的确颇受礼遇，但他却也很早就考虑过全身而退。
“梁狱上书辰”一句，诸家注大多以为使用了梁孝王时邹阳受诬下狱的典故，说的是李白被逮浔阳狱上诗与书给崔涣的事。《杜甫全集校注》说：“考白于至德元载以附逆罪系浔阳狱，有《上崔相百忧草》《狱中上崔相涣》诸诗，后由宋若思为之昭雪出狱，亦有诗论其事，则‘梁狱上书辰’句殆指此。”这一理解可能不完全正确。首先，邹阳于狱中上书梁孝王的目的，一是陈述自己无罪，二是告诫梁王不要反对汉廷。可见邹阳被逮梁王狱，与李白下浔阳狱性质不相类。其次，“楚筵”二句，上句以楚王戊作比，下句以梁孝王作比，王戊和孝王都是与皇室至亲的诸侯，所比拟的对象都只能是永王璘。历来注家唯赵次公是个例外，他说：“以言白在永王璘时，如梁孝王下邹阳于狱，而邹阳上书也。”本文认为赵注更加合理。“楚筵”二句所要表达的大约是，由于李白未接受永王的礼遇，永王亲信有谗谮李白者，永王璘遂命令将李白逮系狱中，李白从狱中上书永王，告诫他不要跟唐中央朝廷对抗。
以上对“梁狱上书辰”一句内涵的分析，似乎与一般了解的李白从璘的事实不尽相符，因为暂时找不到其他史料作为佐证，但这却正是杜甫所希望告诉执法者的“此义”。“此义”的目的是让李白开脱从逆罪名。杜甫意谓，若执法者向朝廷陈述“此义”，则李白完全可以免除从璘之罪，不用在晚年遭遇“放逐”。写作《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第二年，杜甫又写下了《不见》，题注“近无李白消息”，诗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这首诗中“世人皆欲杀”可与“已用当时法”对应，“吾意独怜才”之“吾意”则正可与“谁将此义陈”的“此义”相合。宋人每云老杜忠厚，诚然！
当然，杜甫“虚构”的“此义”又决非全然凭空作出的。上引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辞官不受赏”一句，似乎说明李白“从璘”之时是有所建树的。李白《南奔书怀》末曰：“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此诗有些语句闪烁其辞，但这几句感慨背后的事实可能是：李白一度建言永王兴兵北讨安史叛军，但永王没能听从，而是沿江东下，从而引起肃宗的忌惮。又“从璘”之时，李白作有《永王东巡歌》组诗十一首，颇堪注意。我们不妨看看其中三首及萧士赟的注。其一：“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士赟曰：“此咏永王出师首篇，表之以天子遥分龙虎旗者，夫子作《春秋》书王之意也。太白忠君之心于此可见，百世之下未有发明之者，故书于此。”其四：“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士赟曰：“此四句诗意是讽永王，谓金陵亦古帝都，今为丘墟，王其访此，当触景而思昭阳、鳷鹊之在长安者，风月亦无人管领也。黍离之悲，蔼然见于言外。”其五：“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士赟曰：“此诗白欲讽永王为勤王赴难之举。”不能不说，萧士赟深谙“诗家之心”，所论或能切中李白的心事。
至德二载（757）冬，杜甫作《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有曰：“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乾元元年（758）春作《题郑十八著作主人》曰：“贾生对鵩伤王傅，苏武看羊陷贼庭。可念此翁怀直道，也沾新国用轻刑。祢衡实恐遭江夏，方朔虚传是岁星。”由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情绪来看，杜甫始终对收复两京后唐中央朝廷实施的严酷寡恩的“当时法”持否定态度，《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所陈“此义”与此直接相关。前引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曰：“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可知在此问题上，李白当与杜甫持有相似的看法。又由《题郑十八著作主人》一诗可知，贾生、苏武、祢衡等是安史之乱后杜甫习惯使用的典故，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所折射的事实上都是对当权者的批判。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以上四句为最后一段。此段言己到达成都，卜居锦江边草堂，稍得安顿，希望李白不要因为皇恩隔绝而抱怨，自己将乘槎上天，一问究竟。末句“暗隐谪仙意”，与诗开篇相呼应。赵次公注：“上两句盖公自言其如此。末句盖言白之才器，当蒙上知，而恩波顿隔，欲上天与问之也。公于老吟病起之中，思念白而起无怪之感。无怪，则本可怪也。”一般认为杜甫在诗的结尾表达了对李白的安慰，参照赵次公的看法，可知在这四句看似平和的语气背后寄寓着无可奈何而欲上告于天的悲痛和愤激。若联系杜甫在秦州所作《梦李白二首》其二末尾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谋食者冠盖满京华，谋道者却只能幽独憔悴，则此处“莫怪恩波隔”的言外之意便更加明显。
《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九第九叶，《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后相隔十二题，又有标目曰“暂如蜀川之新津县所作四首”，第一首《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时牧蜀》曰：“何限倚山木，吟诗秋叶黄。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诗中杜甫自称“老夫”，而且诗中“秋叶黄”与《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此段之“老吟秋月下”相吻合。又《杜工部草堂诗笺》等编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之后的《狂夫》一诗亦有“自笑狂夫老更狂”之句，则可确信，当如前引赵次公解，“老吟”二句为杜甫自述近况。这亦可证明《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作于上元元年杜甫抵达成都第二年定居草堂的初秋时节。
据上所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是杜甫到成都定居草堂之后不久写给李白的诗，诗着重叙写了五个方面内容：一，李白得贺知章推荐而待诏翰林，而后在长安以文学才华颇受唐玄宗宠信，并得到部分侪辈追随，但因其个性“飞扬跋扈”而遭到谗毁，终于乞归的人生遭际。二，李杜二人相遇洛阳，宿心亲近，遂共同访道游仙，醉舞行歌，结下深厚友情。三，安史乱后，李杜二人或居官，或从璘，终皆落得“放逐”。四，为李白辩诬。五，表达杜甫对当朝政治的批判。
以上第五点需要略作申述。由上文分析“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所包涵的对朝廷严酷所谓“从逆”朝臣做法的反对和讥嘲来看，杜甫写作这首诗并不仅仅是如明人王嗣奭所说“为李白作传”，这首诗也不像孟启所说“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其目的可能不是完备叙述李白生平，而是跟李白交流政治见解，通过李白“从璘”一事表达他对当代政治的严厉批评。这就涉及到晚唐和宋人热衷讨论的“诗史”问题了。
在孟启《本事诗》的记载当中，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是“文学史上第一首被称为‘诗史’的诗歌”。由本文的讨论来看，宋人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杜甫“诗史”的核心“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即并不在于历史事实或生活细节的真切可信，而在于以个人遭遇和闻见来批判和反省时代政治，在诗中表达某种理念之下的价值坚持和微言大义。此亦即杜甫在《哭韦大夫之晋》诗中所说的“春秋褒贬例”。杜甫在秦州所作《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有曰：“高兴知笼鸟，斯文起获麟。”朱鹤龄曰：“困如笼鸟，不忘高兴，穷如获麟，可起斯文。”以孔子获麟而泣来比喻自己在当时代“道穷”，故“斯文起获麟”一句所传达的，正是杜甫诗史的自觉。孟启所云“故当时号为诗史”，但事实是，诗史之名目极可能是杜甫自己提出的。杜甫《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曰：“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箱箧。”《八哀诗》各首多有“直笔”褒贬，足以表征杜甫诗史的价值指向。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隐约感觉他窃比稷契的政治理想不会再有实现的可能。因房琯事获罪之后，杜甫则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理想必将落空。“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浮生有荡汩，吾道正羁束。”《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四：“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十二首”之《发秦州》：“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积草岭》：“旅泊吾道穷，衰年岁时倦。”《空囊》：“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上元二年成都作《江涨》：“轻帆好去便，吾道付沧洲。”《屏迹二首》其一：“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约广德元年梓州作《征夫》：“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大历元年夔州作《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不但时人惜，只应吾道穷。”以上诗篇皆作于孟启所称“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的十余年间，这十余年间的作品“当时号为诗史”，这十余年间杜甫也在持续思索“吾道”的问题。杜甫“诗史”和“吾道”之间有内在联系，而“吾道”则用的正是孔子的话语。“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由此，我们可以肯定杜甫诗史和孔子《春秋》之间的关联。结合前文引述之李杜诗中所见孔门行事可以推断，孔子的王道追求是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共有的宏大理想和价值标准，孔子《春秋》是杜甫“诗史”的极则。
如果放眼更宏阔的历史长河，杜甫诗史的意义将会更加显明。杜甫之前，孔子之外，基本都是专职的史官或专门的历史家，其中出色者（如司马迁和班固）也大多仅以冷静旁观者的身份，以某一过去积累传承下来的观念为原则，来记录、总结和评论历史，是为旁观者结撰的历史。他们没有投身到现实政治当中，没能从自身亲历中体会和验证，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去省思历史。杜甫不同，他努力投身于现实政治，汲汲以求，近于孔子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艰难苦恨当中逐渐更新旧有的观念，以个人亲身体验所获得的独特眼光去省思历史、自我和时代政治。杜甫诗史很显然与旁观者的历史迥然有别，他的记述文字浸润着身心和生命，因而格外热情鲜活，动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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